创新需要怎样的土壤？
时间：2015-01-31 17:00:44
毫不夸张地说，创新将是这个时代最大的财富，也是中国由纺织大国转变为纺织强国最核心的动力。但是，当业内跟风现象依然严重，不少技术工艺仍然亦步亦趋于国外同行时，我们不禁要问，创新的根源在哪里？创新究竟需要怎样的土壤？
以美国为代表的互联网行业近年来的创新为世人所关注。无论是Facebook、twitter还是Youtube，都称得上是互联网史上的革命，这些最终被国内复制成为人人网（原校内网）、开心网、微博、优酷等，连美国Groupon也被复制成国内疯狂的团购网站。从内容到形式，这些网站几乎完全照搬国外模式。虽然中国拥有的世界最大网民基数，让这些复制产品快速火爆，但复制毕竟无法等同于创新，因此有人士预测，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中国都很难出现世界级的互联网公司。
曾有人将美国史蒂夫·乔布斯和中国的史玉柱进行对比，认为“两个同样具有商业天赋且性格背景相似的创业者，最终一个变成垃圾商品的成功贩卖者，而另一个则成为了世界上最具创造力的企业家。”这位人士指出，某种程度上，乔布斯是幸运的。“在美国，他的理想主义总能找到合适的欣赏者，所以他可以咬牙不向现实妥协。而在中国，必须承认，我们仍然是一个缺少知识产权保护，国家垄断资源和与之相关的分配权，资本更青睐与权利而非与知识结合的社会。”
在笔者看来，国内人才的创新思维，可能从学校开始就缺少了能够成长的土壤。虽然素质教育提倡了很多年，但仍然不乏应试教育的影子。事实上，学校应该培养学生拥有独立人格的思辨过程，而不是简单的进行知识灌输；同时，学校的独立品格与学术的自由应得到保障。业内一些权威教授指出，当前很多项目或课题遵循的不是学术带头，太多因素的掺杂使学术变得不纯净，使创新失去了萌芽的土壤。
不少人士对上海纽约大学和南方科技大学寄予厚望，认为它们是中国大学向现代大学转变的全新尝试。上海纽约大学于今年1月19日正式获教育部同意筹建，选址在上海浦东陆家嘴，成为国内第一所中美合作的国际化大学。南方科技大学则是国家高等教育综合改革试验校，承载着探索中国培养创新人才模式的重任。
制造业是所有产业的根基，但在中国由制造大国迈向制造强国的进程中，一些现象却不免令人担忧。郎咸平提出的“二元经济”论就被很多企业家所认同。“二元经济”论指出，当前国内一方面以房地产为主的各方面基础建设过热，因为资源都控制在这些方面；另一方面制造业却过冷，因为其利润比刀片还薄。事实上，国家已经意识到了相关问题的严重性，各地政府也在积极调整发展方式，比如广东省就表示要调低经济增速，以换取转型的空间和时间。而各种税收制度改革也成为制造业关注的焦点，因为只有当企业留有余利时，才有为创新支付成本的可能。
世界银行曾在关于东亚经济发展的报告中指出，当一个经济体达到人均GDP 3000～10000美元的时候，其既有的发展战略受到阻碍，以往快速发展所遗留的问题开始显现，被称之为“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当前已经逐步迈入这一阶段，如何跳出“中等收入陷阱”，最好的方法就是通过创新发展实现转型升级。
“亚洲四小龙”是极少数成功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代表。以台湾为例，当传统制造业逐渐失去发展动力时，一种创新思维“代工”颠覆了产业链既有模式。这种“代工”与纯粹的生产加工有着本质区别，其包括除了顶层设计以外产业链所有环节的配套整合。据郎咸平分析，当时台湾资金充足，拥有大量“解题”能力优异但创造力不足的大学生。结合这些特点，由因特尔等国际公司负责顶层设计，台湾“代工”设计晶圆厂，逐渐形成了完善的产业链，台积电、日月光、宏基等台湾知名企业集团由此诞生了。最重要的是，在1998年到2003年期间，台湾经济几乎停滞，但专利数量却呈持续增长态势，说明其持续拥有创新的、高科技的品质。这一事例对行业或企业的启示在于，如果还不能一跃成为顶层设计者，引领世界产业发展，那么至少通过务实的转型，从事仅次于顶层设计但仍然富有创新性的工作，往产业“微笑曲线”的两端提升。
记得创新工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Google前中国区总裁李开复曾说过，21世纪的创新与以往有着本质不同，它不再只局限于科学家的创新，其应用性更强且创新周期更短。发明＋应用＝价值，这是21世纪创新的核心，“范式转移”式的综合性创新在当今可能更为明显。比如，Ipod本身并不是一个科学的巨大创新，但它将方便的用户界面、电脑与小型移动设备互动等细节创新加以整合，同样产生了巨大反响。因此，在把握业界趋势的基础上，把细节创新做得更深入也是一种发展方向。
以美国为代表的互联网行业近年来的创新为世人所关注。无论是Facebook、twitter还是Youtube，都称得上是互联网史上的革命，这些最终被国内复制成为人人网（原校内网）、开心网、微博、优酷等，连美国Groupon也被复制成国内疯狂的团购网站。从内容到形式，这些网站几乎完全照搬国外模式。虽然中国拥有的世界最大网民基数，让这些复制产品快速火爆，但复制毕竟无法等同于创新，因此有人士预测，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中国都很难出现世界级的互联网公司。
曾有人将美国史蒂夫·乔布斯和中国的史玉柱进行对比，认为“两个同样具有商业天赋且性格背景相似的创业者，最终一个变成垃圾商品的成功贩卖者，而另一个则成为了世界上最具创造力的企业家。”这位人士指出，某种程度上，乔布斯是幸运的。“在美国，他的理想主义总能找到合适的欣赏者，所以他可以咬牙不向现实妥协。而在中国，必须承认，我们仍然是一个缺少知识产权保护，国家垄断资源和与之相关的分配权，资本更青睐与权利而非与知识结合的社会。”
在笔者看来，国内人才的创新思维，可能从学校开始就缺少了能够成长的土壤。虽然素质教育提倡了很多年，但仍然不乏应试教育的影子。事实上，学校应该培养学生拥有独立人格的思辨过程，而不是简单的进行知识灌输；同时，学校的独立品格与学术的自由应得到保障。业内一些权威教授指出，当前很多项目或课题遵循的不是学术带头，太多因素的掺杂使学术变得不纯净，使创新失去了萌芽的土壤。
不少人士对上海纽约大学和南方科技大学寄予厚望，认为它们是中国大学向现代大学转变的全新尝试。上海纽约大学于今年1月19日正式获教育部同意筹建，选址在上海浦东陆家嘴，成为国内第一所中美合作的国际化大学。南方科技大学则是国家高等教育综合改革试验校，承载着探索中国培养创新人才模式的重任。
制造业是所有产业的根基，但在中国由制造大国迈向制造强国的进程中，一些现象却不免令人担忧。郎咸平提出的“二元经济”论就被很多企业家所认同。“二元经济”论指出，当前国内一方面以房地产为主的各方面基础建设过热，因为资源都控制在这些方面；另一方面制造业却过冷，因为其利润比刀片还薄。事实上，国家已经意识到了相关问题的严重性，各地政府也在积极调整发展方式，比如广东省就表示要调低经济增速，以换取转型的空间和时间。而各种税收制度改革也成为制造业关注的焦点，因为只有当企业留有余利时，才有为创新支付成本的可能。
世界银行曾在关于东亚经济发展的报告中指出，当一个经济体达到人均GDP 3000～10000美元的时候，其既有的发展战略受到阻碍，以往快速发展所遗留的问题开始显现，被称之为“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当前已经逐步迈入这一阶段，如何跳出“中等收入陷阱”，最好的方法就是通过创新发展实现转型升级。
“亚洲四小龙”是极少数成功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代表。以台湾为例，当传统制造业逐渐失去发展动力时，一种创新思维“代工”颠覆了产业链既有模式。这种“代工”与纯粹的生产加工有着本质区别，其包括除了顶层设计以外产业链所有环节的配套整合。据郎咸平分析，当时台湾资金充足，拥有大量“解题”能力优异但创造力不足的大学生。结合这些特点，由因特尔等国际公司负责顶层设计，台湾“代工”设计晶圆厂，逐渐形成了完善的产业链，台积电、日月光、宏基等台湾知名企业集团由此诞生了。最重要的是，在1998年到2003年期间，台湾经济几乎停滞，但专利数量却呈持续增长态势，说明其持续拥有创新的、高科技的品质。这一事例对行业或企业的启示在于，如果还不能一跃成为顶层设计者，引领世界产业发展，那么至少通过务实的转型，从事仅次于顶层设计但仍然富有创新性的工作，往产业“微笑曲线”的两端提升。
记得创新工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Google前中国区总裁李开复曾说过，21世纪的创新与以往有着本质不同，它不再只局限于科学家的创新，其应用性更强且创新周期更短。发明＋应用＝价值，这是21世纪创新的核心，“范式转移”式的综合性创新在当今可能更为明显。比如，Ipod本身并不是一个科学的巨大创新，但它将方便的用户界面、电脑与小型移动设备互动等细节创新加以整合，同样产生了巨大反响。因此，在把握业界趋势的基础上，把细节创新做得更深入也是一种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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