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上海资本家折服的“铁算盘”  

1951年，中国纺织工人疗养所在青岛建成，钱之光前往祝贺。本报记者 徐国营 供图

在恢复公营纺织企业生产的同时，也亟须帮助为数众多、产值占纺织工业67%的民族资本企业摆脱困境。从1950年开始，国家把原来对私营企业“临时收购、以花易纱”的联系方式改变为“加工定购”。1950年5月，政务院副总理兼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陈云对纺织工业部指出：“纱布依然是我们物资中的弱点，决定对内对外增购棉花，扩大委托上海私营纱厂代纺代织数量，力求在短期内增加纱布实力。”此后又指出：“在华东，最重要的是纺织工业，要采取国家调拨原料、私营工厂加工的方式，以维持生产。”当时实行“加工定购”，目的既是为稳定物价，增加控制市场的纱布实力；也是为帮助私营企业摆脱资金、原料困难，使生产纳入正常轨道。这对私营企业改造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步骤。

    实行“加工定购”，需要制定合理的工缴费用。原来实行“以花易纱”，是国家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向私营企业配售原棉，借以解决私营厂的原料问题；实行“加工定购”以后，就要改为国家除按每件纱实际需要的原料数量配给原棉外，对工缴费（包括利润）和税金都改为现金支付。工缴费用标准的确定不单纯是一个具体的业务计算问题，它关系到正确调动私营企业的积极性和处理好公私关系的问题，具有很强的政策性。陈云亲自指定这项工作由钱之光负责。钱之光奉命后，与私营企业的代表就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讨论。他通过调查，掌握了棉纱生产成本与一般利润、税收等第一手材料；同时根据国家提出的“加工定购的合理利润，一般按照正常合理经营的中等标准计标”的基本政策精神，反复进行推敲，从而对棉纱的合理工缴水平做到胸有成竹。经过与几个地区的民族资本纺织企业的代表协商讨论，大家都认为钱之光提出的意见符合实际，能够照顾到私营企业的利益，可以鼓励他们的积极性，比较充分地体现了国家的公私兼顾政策。

    当时，上海私营纺织企业的资本家不大看得起共产党。对私营纺织厂实行“加工定购”，工缴费怎么算、算多少，争议很大。计算工缴费是在陈云领导下，纺织工业部领导和上海纺织资本家的一次交锋。钱之光的计算既精确又周到；既体现了政策，又适当照顾了资本家的利益。这使上海纺织业老板折服了。上海安达厂的大老板刘靖基（此人后任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和全国政协副主席）由此称赞钱之光是“铁算盘”。

    这项政策执行后，1950年7月，上海实行“加工定购”代纺代织的私营纺织企业达到私营纺织企业总数的90%。这些代纺代织企业通过工缴货价的管理和核算，在正常发展生产的同时，经营管理逐步改善。到1952年，私营企业的设备利用率已经达到80%以上，棉纱产量也比1949年增加了50%。私营企业从此逐步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向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

    钱之光带领纺织工业战线广大职工，在党中央和政务院的直接领导下，经过两年多的努力，使纺织工业的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纺织工业生产得到全面恢复。

    到国民经济3年恢复时期结束的1952年，纺织工业的主要产品产量已经超过解放前的历史最高水平。棉纱产量达到362万件，比1949年的180万件提高了一倍；棉布产量达到38亿米，比1949年增加一倍多；麻纺织品、丝绸等产量都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

    纺织工业的职工人数由1949年的76万人增加到100万人；全民所有制独立核算的纺织工业企业利税总额由1949年的0.99亿元增加到7亿元，增加了6倍多。纺织品的市场供应也随之增加。1949年，棉布人均分得量只有3.49米；到1952年，在全国人口增加的情况下增加到6.66米。各地纺织企业的生产都步入正常轨道，建立起了较合理的管理秩序。纺织企业比较扎实的管理工作就是在这个时候打下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