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建党90周年 老纺织忆当年：难忘往事
时间：2015-02-04 18:33:44
今年“七一”是建党90周年纪念日，这使我想起许多难忘的往事。
是党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并培养我适应工作的需要。
解放前，当我还在上海上学时，就笼罩着“毕业即失业”的阴影，在大上海繁华的马路上，常见大学毕业生“告地状”的惨状（述说身世，请过路行人救助的信）。然而上海刚解放，1950年夏，我们一毕业就个个都分配了工作。当时全国尚未完全解放，国家和人民生活还处在困难之中，我们全班30多人，都被分配到上海各纺织厂当实习生，一年后就成为正式职工，许多同学还成为车间、科室的领导。我分配在上海第十二棉纺织厂的“清梳车间”。当时这个车间是全厂环境最差的，花絮、尘土满天飞，“出地洞”时（花絮、尘土排放到地洞里，每星期六要把这些垃圾扫出来），人简直就成了一个“泥人”。我每次都跟着工人一起干，我年轻，刚参加工作，积极性很高。
这年冬天，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国民党飞机乘机轰炸上海发电厂，一日数惊。我们工厂在电厂旁边，感触最深。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开始了，厂里动员青年工人参加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我和许多青年工人热血沸腾，踊跃报名参军。但在体检时，我被查出患了肺病，不但不能参军，还需立即休养。当时家在农村，父亲失业多年，吃饭都靠亲友接济，我病了如何生活。同学们见状，纷纷伸出援手，在微薄的津贴中每月给我寄生活费，一家人总算坚持了下来。
一年后，我回到工厂要求复工，厂人事部门要我做身体检查。复查结果，医院说没有恢复，不肯出证明。人事科两位科长都是解放军派来的老党员，见我确实困难，同意我回厂，并和厂长、总工程师商量，照顾我的身体，不回车间，到总工程室工作。厂长、总工程师对我都很好。在党的关怀下，半年后，就调我到计划科工作，参加定级。有了工资，家里的困难也有所缓和，我更加努力工作，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又过了半年，被提拔为计划科副科长。又过了半年被调到北京，在纺织工业部研究室工作。在当时那个年代，生肺病是没有救的。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后的新社会，我不可能活到今天。
纺织工业部研究室是为部领导起草报告、写文章、起参谋作用的。当时我对全局什么也不懂，写文章也不会，不要说起参谋作用了。研究室领导都是老革命、老党员，对我们从厂里调来的人都很好，手把手地教。研究室在图书馆隔壁，我一有空就去那里看书，读历史、哲学、政治、文学、管理等方面的知识，特别是毛主席和鲁迅的文章，使我受到极大的教育。靠着党的培养，我逐渐掌握了分析问题和写文章的基础知识，开始适应新的工作。
征集纺织工人阶级受剥削、受压迫的苦难史和斗争史，使我受到一次极为深刻的阶级教育。
1959年，革命和历史博物馆（现国家博物馆）建成，征集文物。纺织工业历史悠久，纺织和铁路、矿山、海运、造船等五种产业工人，曾被毛主席称为“是中国新生力量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是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纺织工业部被确定为征集文物的重点单位。部领导十分重视，成立了革命文物征集办公室，调一位局领导当主任，我和技术司一位同志为办事员，会同各地纺织厅（局）和企业，征集纺织工业发展和纺织工人阶级受剥削、受压迫及革命斗争的历史文物。
各地送部的大量文物中：一张张“包身工”、“养成工”、“童工”的卖身契和向工厂写的“保证书”、“志愿书”、“誓约书”，规定工人不能“罢工”、“违反命令”，并“甘受一切处分”、“倘遇不测，安于天命”，同时还有进出厂搜身制度，残酷地吸取着工人的血汗并牢牢控制着工人的人身自由。一件件帝国主义者、买办资产阶级、资本家和他们豢养的走狗封建把头、“那摩温”（工头），以及工厂里的反动党团、特务、反动会道门、封建帮派、伪工会等反动组织骨干分子，克扣工资、打骂工人、陷害、迫死工人的图片、皮鞭等实物，都是对旧社会的血泪控诉。
许多文物还反映了资产阶级为攫取超额利润，采取以极低的工资待遇、12小时以上工作时间和恶劣的劳动条件等手段，剥削工人的剩余劳动价值，吸干工人的血汗。史料记载：“1925年，青岛日本纱厂，工人每月工资不超过三袋面粉”；“1930年，上海纺织工人，男工工资每月合米1担多一点，女工只有6斗左右”；“解放前，青岛纱厂工人一天工作12小时，看细纱的女工，一面吃饭，一面接头，咬一口冷橡子面窝窝头，喝一口凉水。遇着车子开花，日本鬼子看见了，拉着辫子，就是一顿毒打”；“车间空气污浊，温度都在华氏100度以上，肺病和其他传染病是纺织工人的职业病。车间没有安全装置，轧伤轧死工人时有发生”。上海等地纱厂都是如此。
在旧社会，物价天天上涨，工人的实际收入更低。统计资料显示：旧上海的物价，1937年7月到1945年8月抗日战争期间，8年共涨了84800倍，其中米上涨了131200倍。1945年9月到1949年5月解放战争期间，3年零9个月，物价共涨了35036倍，米上涨了47069倍。如果再加上伪法币折合伪金元券300万比1的因素计算，物价上涨的倍数达1051亿倍以上。不仅纺织工人，全国人民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中。
大量的文物记载：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加在中国纺织工人阶级头上的残酷压迫和剥削，激起了他们的强力反抗。他们从最早的自发斗争，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有组织斗争。1919年的“五四”运动，上海工人的罢工，首先是从日本人办的纱厂中开始的，日商内外棉各厂15000人总罢工。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纺织工人阶级反对“三座大山”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1925年的“五卅”反帝运动，在党的领导下，也是从纺织工人中开始的。这年初，日商上海内外棉八厂开除一批工人，激起上海22个日本纱厂4万多工人大罢工。日本资本家又打死共产党员顾正红，上海沪西日本纱厂两万多工人立刻罢工。上海人民积极响应，上海工人参加罢工共有25万人，掀起了5月30日的大规模群众革命斗争。纺织工人积极参加了上海工人的武装起义，投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直到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
新中国建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纺织工人成为新中国的主人，党和政府首先在工厂实行民主改革，废除了侮辱工人人格的搜身制和封建把头式管理工人的“拿摩温”制，实行民主管理。进行了工资和工时改革，实行8小时工作制。各厂都加装了通风降温设备，建立安全卫生责任制，加装安全防护装置。工人们说：“过去车间高温闷热，现在车间里如春天，是纺织工人的第二次解放。”对老厂进行改造，改善劳动条件，增加生活福利设施。新建设的工厂，不仅有一排排现代化的生产车间，而且有一座座条件较好的职工宿舍，还有职工食堂、幼儿园、医院、子弟学校等福利设施，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纺织工人的劳动积极性空前高涨，为解决人民的穿衣问题作出重大贡献。
革命文物征集工作将结束时，我担心千辛万苦征集到的宝贵历史文物上报后不见得全部利用，万一丢失了非常可惜。为了尽量使这些文物不致遗失，我日夜抄录、整理，编辑了一本《纺织工人阶级的苦难史、斗争史》后（当时没有现代化的摄影、复印条件），才将这些文物上报国家博物馆。以后因工作忙碌，这份资料压在箱底50多年。这份书稿，也可以说是反映纺织工人阶级历史的珍贵史料。最近我准备把它印出来，送各地纺织博物馆，作为阶级教育的历史资料。
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尚品格和优良作风，成为我终身学习的榜样。
征集文物工作结束后，我又回到研究室工作，有了与部领导接触的机会。他们有的是大革命时期的党员，有的参加过长征，有的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有的是抗日时期的老党员、老革命。他们受党多年教育培养，经历过长期革命斗争的生死考验，他们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革命精神、优良作风和高尚品德，深深地感动着我，许多往事常常引起我无限的怀念。
钱之光老部长是1927年入党、参加过长征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央领导同志称他“为革命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立下不朽的功勋”。他领导纺织工业32年，把一个半殖民地的纺织工业建成世界第一的纺织大国，解决了历朝列代所不能解决的亿万人民的穿衣问题。他实事求是的作风，使纺织工业避免了许多折腾，获得健康发展。“大跃进”年代，钢铁“放卫星”、农业“放卫星”，纺织系统的一些干部认为棉花多得用不完，也掀起了一股“机器高速化”、“土纺土织”的歪风，钱老坚决顶住了这些极“左”思潮。李先念副总理说“钱之光有马克思主义”，上海纺织资本家称他是“铁算盘”。为了使援建的仪征化纤厂复建，他在81岁高龄，已退出一线领导工作时，还趁国家建委领导上班前，去找建委主任韩光，陈述尽快复建的意见。事后韩光同志说：“为了发展化纤，解决穿衣问题，钱老是日夜操劳、呕心沥血，我们深受感动。”
“文革”中机关干部下放，各单位都在农村选点，而钱老考虑到部里干部南方人多，技术人员多，顶着压力，到南方选点，在邵阳和安陆分别建了一个纺织机械厂、一个纺织厂，让他们带子女下去，子女也得到了较好的安排。后来机关恢复正常工作，他们又陆续调回到技术岗位，发挥特长。钱老爱护干部、关怀干部，以及实事求是的精神深为广大干部所感动。钱老一生中，在白区搞地下工作，出生入死；长征中为红军筹粮筹款；参加了国共和谈的全过程；创办许多经济事业，解决红色根据地和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办事处的经济供给，而他自己却始终保持着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作风，一辈子过着清廉俭朴的生活，中央领导同志称赞他是“腰缠万贯，两袖清风”。按照中共党史出版社写“钱之光传”的要求，原纺织部研究室和计划司6位同志花3年时间完成了这一任务，在编写过程中更使我们受到了一次党史和马克思主义的深刻教育。
我和陈义方同志刚退下来不久，有一次在机关过道遇到李正光副部长。他说：“老吴、老陈，我今年80岁了，还在干活，你们刚下来，不要消极，要继续奋斗。”李正光副部长曾在延安办过小纺织厂，后来国家要大力发展化纤，他努力钻研，成了化纤专家。上海石油化纤厂刚建成时，抽丝设备不过关，产品卖不出去，他以有病之身整天在车间蹲点，终于解决了问题。我跟王瑞庭副部长到上海纺机厂蹲点，住在厂里，他日夜工作，感染了工作组的每个成员，陪他连轴转。后来为了尽快建成国内最大的现代化仪征化纤厂，钱老又派他去现场当总指挥，也是没有白天黑夜地工作，带出了一支革命化、战斗化的职工队伍，克服许多困难，高标准地把工厂建设起来。现在他们都去世了，但他们留下的精神财富是永远不灭的。
郝建秀同志接任部长后，适逢机构改革，国家编委要求把原来的研究室和办公厅合并成一个办公厅，要我去组建新的办公厅。郝建秀特别重视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地规划纺织工业的发展问题。在她的领导下，办公厅起草的许多报告都得到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的批复和表扬。有一次开厅局长会议，一些主要地区的厅局长和有的部领导发言，要求趁各地“纺织热”的时机，“大干快上”、“玩命干”。一时间，讨论会变成了追求盲目发展的会。我负责起草报告，感到无所适从，发言批评了这些情绪，会议气氛有些紧张。当晚，郝建秀和主管计划的寿汉卿副部长找我谈话，认为我的发言是对的，鼓励我根据当时纺织工业发展的实际情况起草报告，再交会议讨论。他们继承党的坚持原则、实事求是的作风，成为我的楷模。
作者简介
吴鹤松国资委纺织离退休干部局退休干部，曾任纺织工业部办公厅主任，中国纺织报社首任社长。
是党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并培养我适应工作的需要。
解放前，当我还在上海上学时，就笼罩着“毕业即失业”的阴影，在大上海繁华的马路上，常见大学毕业生“告地状”的惨状（述说身世，请过路行人救助的信）。然而上海刚解放，1950年夏，我们一毕业就个个都分配了工作。当时全国尚未完全解放，国家和人民生活还处在困难之中，我们全班30多人，都被分配到上海各纺织厂当实习生，一年后就成为正式职工，许多同学还成为车间、科室的领导。我分配在上海第十二棉纺织厂的“清梳车间”。当时这个车间是全厂环境最差的，花絮、尘土满天飞，“出地洞”时（花絮、尘土排放到地洞里，每星期六要把这些垃圾扫出来），人简直就成了一个“泥人”。我每次都跟着工人一起干，我年轻，刚参加工作，积极性很高。
这年冬天，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国民党飞机乘机轰炸上海发电厂，一日数惊。我们工厂在电厂旁边，感触最深。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开始了，厂里动员青年工人参加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我和许多青年工人热血沸腾，踊跃报名参军。但在体检时，我被查出患了肺病，不但不能参军，还需立即休养。当时家在农村，父亲失业多年，吃饭都靠亲友接济，我病了如何生活。同学们见状，纷纷伸出援手，在微薄的津贴中每月给我寄生活费，一家人总算坚持了下来。
一年后，我回到工厂要求复工，厂人事部门要我做身体检查。复查结果，医院说没有恢复，不肯出证明。人事科两位科长都是解放军派来的老党员，见我确实困难，同意我回厂，并和厂长、总工程师商量，照顾我的身体，不回车间，到总工程室工作。厂长、总工程师对我都很好。在党的关怀下，半年后，就调我到计划科工作，参加定级。有了工资，家里的困难也有所缓和，我更加努力工作，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又过了半年，被提拔为计划科副科长。又过了半年被调到北京，在纺织工业部研究室工作。在当时那个年代，生肺病是没有救的。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后的新社会，我不可能活到今天。
纺织工业部研究室是为部领导起草报告、写文章、起参谋作用的。当时我对全局什么也不懂，写文章也不会，不要说起参谋作用了。研究室领导都是老革命、老党员，对我们从厂里调来的人都很好，手把手地教。研究室在图书馆隔壁，我一有空就去那里看书，读历史、哲学、政治、文学、管理等方面的知识，特别是毛主席和鲁迅的文章，使我受到极大的教育。靠着党的培养，我逐渐掌握了分析问题和写文章的基础知识，开始适应新的工作。
征集纺织工人阶级受剥削、受压迫的苦难史和斗争史，使我受到一次极为深刻的阶级教育。
1959年，革命和历史博物馆（现国家博物馆）建成，征集文物。纺织工业历史悠久，纺织和铁路、矿山、海运、造船等五种产业工人，曾被毛主席称为“是中国新生力量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是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纺织工业部被确定为征集文物的重点单位。部领导十分重视，成立了革命文物征集办公室，调一位局领导当主任，我和技术司一位同志为办事员，会同各地纺织厅（局）和企业，征集纺织工业发展和纺织工人阶级受剥削、受压迫及革命斗争的历史文物。
各地送部的大量文物中：一张张“包身工”、“养成工”、“童工”的卖身契和向工厂写的“保证书”、“志愿书”、“誓约书”，规定工人不能“罢工”、“违反命令”，并“甘受一切处分”、“倘遇不测，安于天命”，同时还有进出厂搜身制度，残酷地吸取着工人的血汗并牢牢控制着工人的人身自由。一件件帝国主义者、买办资产阶级、资本家和他们豢养的走狗封建把头、“那摩温”（工头），以及工厂里的反动党团、特务、反动会道门、封建帮派、伪工会等反动组织骨干分子，克扣工资、打骂工人、陷害、迫死工人的图片、皮鞭等实物，都是对旧社会的血泪控诉。
许多文物还反映了资产阶级为攫取超额利润，采取以极低的工资待遇、12小时以上工作时间和恶劣的劳动条件等手段，剥削工人的剩余劳动价值，吸干工人的血汗。史料记载：“1925年，青岛日本纱厂，工人每月工资不超过三袋面粉”；“1930年，上海纺织工人，男工工资每月合米1担多一点，女工只有6斗左右”；“解放前，青岛纱厂工人一天工作12小时，看细纱的女工，一面吃饭，一面接头，咬一口冷橡子面窝窝头，喝一口凉水。遇着车子开花，日本鬼子看见了，拉着辫子，就是一顿毒打”；“车间空气污浊，温度都在华氏100度以上，肺病和其他传染病是纺织工人的职业病。车间没有安全装置，轧伤轧死工人时有发生”。上海等地纱厂都是如此。
在旧社会，物价天天上涨，工人的实际收入更低。统计资料显示：旧上海的物价，1937年7月到1945年8月抗日战争期间，8年共涨了84800倍，其中米上涨了131200倍。1945年9月到1949年5月解放战争期间，3年零9个月，物价共涨了35036倍，米上涨了47069倍。如果再加上伪法币折合伪金元券300万比1的因素计算，物价上涨的倍数达1051亿倍以上。不仅纺织工人，全国人民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中。
大量的文物记载：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加在中国纺织工人阶级头上的残酷压迫和剥削，激起了他们的强力反抗。他们从最早的自发斗争，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有组织斗争。1919年的“五四”运动，上海工人的罢工，首先是从日本人办的纱厂中开始的，日商内外棉各厂15000人总罢工。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纺织工人阶级反对“三座大山”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1925年的“五卅”反帝运动，在党的领导下，也是从纺织工人中开始的。这年初，日商上海内外棉八厂开除一批工人，激起上海22个日本纱厂4万多工人大罢工。日本资本家又打死共产党员顾正红，上海沪西日本纱厂两万多工人立刻罢工。上海人民积极响应，上海工人参加罢工共有25万人，掀起了5月30日的大规模群众革命斗争。纺织工人积极参加了上海工人的武装起义，投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直到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
新中国建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纺织工人成为新中国的主人，党和政府首先在工厂实行民主改革，废除了侮辱工人人格的搜身制和封建把头式管理工人的“拿摩温”制，实行民主管理。进行了工资和工时改革，实行8小时工作制。各厂都加装了通风降温设备，建立安全卫生责任制，加装安全防护装置。工人们说：“过去车间高温闷热，现在车间里如春天，是纺织工人的第二次解放。”对老厂进行改造，改善劳动条件，增加生活福利设施。新建设的工厂，不仅有一排排现代化的生产车间，而且有一座座条件较好的职工宿舍，还有职工食堂、幼儿园、医院、子弟学校等福利设施，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纺织工人的劳动积极性空前高涨，为解决人民的穿衣问题作出重大贡献。
革命文物征集工作将结束时，我担心千辛万苦征集到的宝贵历史文物上报后不见得全部利用，万一丢失了非常可惜。为了尽量使这些文物不致遗失，我日夜抄录、整理，编辑了一本《纺织工人阶级的苦难史、斗争史》后（当时没有现代化的摄影、复印条件），才将这些文物上报国家博物馆。以后因工作忙碌，这份资料压在箱底50多年。这份书稿，也可以说是反映纺织工人阶级历史的珍贵史料。最近我准备把它印出来，送各地纺织博物馆，作为阶级教育的历史资料。
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尚品格和优良作风，成为我终身学习的榜样。
征集文物工作结束后，我又回到研究室工作，有了与部领导接触的机会。他们有的是大革命时期的党员，有的参加过长征，有的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有的是抗日时期的老党员、老革命。他们受党多年教育培养，经历过长期革命斗争的生死考验，他们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革命精神、优良作风和高尚品德，深深地感动着我，许多往事常常引起我无限的怀念。
钱之光老部长是1927年入党、参加过长征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央领导同志称他“为革命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立下不朽的功勋”。他领导纺织工业32年，把一个半殖民地的纺织工业建成世界第一的纺织大国，解决了历朝列代所不能解决的亿万人民的穿衣问题。他实事求是的作风，使纺织工业避免了许多折腾，获得健康发展。“大跃进”年代，钢铁“放卫星”、农业“放卫星”，纺织系统的一些干部认为棉花多得用不完，也掀起了一股“机器高速化”、“土纺土织”的歪风，钱老坚决顶住了这些极“左”思潮。李先念副总理说“钱之光有马克思主义”，上海纺织资本家称他是“铁算盘”。为了使援建的仪征化纤厂复建，他在81岁高龄，已退出一线领导工作时，还趁国家建委领导上班前，去找建委主任韩光，陈述尽快复建的意见。事后韩光同志说：“为了发展化纤，解决穿衣问题，钱老是日夜操劳、呕心沥血，我们深受感动。”
“文革”中机关干部下放，各单位都在农村选点，而钱老考虑到部里干部南方人多，技术人员多，顶着压力，到南方选点，在邵阳和安陆分别建了一个纺织机械厂、一个纺织厂，让他们带子女下去，子女也得到了较好的安排。后来机关恢复正常工作，他们又陆续调回到技术岗位，发挥特长。钱老爱护干部、关怀干部，以及实事求是的精神深为广大干部所感动。钱老一生中，在白区搞地下工作，出生入死；长征中为红军筹粮筹款；参加了国共和谈的全过程；创办许多经济事业，解决红色根据地和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办事处的经济供给，而他自己却始终保持着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作风，一辈子过着清廉俭朴的生活，中央领导同志称赞他是“腰缠万贯，两袖清风”。按照中共党史出版社写“钱之光传”的要求，原纺织部研究室和计划司6位同志花3年时间完成了这一任务，在编写过程中更使我们受到了一次党史和马克思主义的深刻教育。
我和陈义方同志刚退下来不久，有一次在机关过道遇到李正光副部长。他说：“老吴、老陈，我今年80岁了，还在干活，你们刚下来，不要消极，要继续奋斗。”李正光副部长曾在延安办过小纺织厂，后来国家要大力发展化纤，他努力钻研，成了化纤专家。上海石油化纤厂刚建成时，抽丝设备不过关，产品卖不出去，他以有病之身整天在车间蹲点，终于解决了问题。我跟王瑞庭副部长到上海纺机厂蹲点，住在厂里，他日夜工作，感染了工作组的每个成员，陪他连轴转。后来为了尽快建成国内最大的现代化仪征化纤厂，钱老又派他去现场当总指挥，也是没有白天黑夜地工作，带出了一支革命化、战斗化的职工队伍，克服许多困难，高标准地把工厂建设起来。现在他们都去世了，但他们留下的精神财富是永远不灭的。
郝建秀同志接任部长后，适逢机构改革，国家编委要求把原来的研究室和办公厅合并成一个办公厅，要我去组建新的办公厅。郝建秀特别重视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地规划纺织工业的发展问题。在她的领导下，办公厅起草的许多报告都得到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的批复和表扬。有一次开厅局长会议，一些主要地区的厅局长和有的部领导发言，要求趁各地“纺织热”的时机，“大干快上”、“玩命干”。一时间，讨论会变成了追求盲目发展的会。我负责起草报告，感到无所适从，发言批评了这些情绪，会议气氛有些紧张。当晚，郝建秀和主管计划的寿汉卿副部长找我谈话，认为我的发言是对的，鼓励我根据当时纺织工业发展的实际情况起草报告，再交会议讨论。他们继承党的坚持原则、实事求是的作风，成为我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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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鹤松国资委纺织离退休干部局退休干部，曾任纺织工业部办公厅主任，中国纺织报社首任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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