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将体检纳入基本医疗保险的建议

2016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总书记也强调，要把以治病为中心转变为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我认为预防和及早发现疾病非常重要，而体检对预防和及早发现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随着时间、年龄、生活、工作节奏的加快和心理压力的增加，很多疾病的发作呈现出年轻化趋势。而对于很多疾病来说，能否早期发现，及时治疗，是决定预后的关键。通过体检早期发现亚健康状态和潜在的疾病，早期进行调整和治疗，对提高疗效，缩短治疗时间，减少医疗费用，提高生命质量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医疗服务发达的国家，居民有家庭医生，掌握了个人健康档案，家庭医生定期给出建议，让居民检查潜在健康风险的项目。在加拿大，持有有效健康卡的居民，每年可以免费享受一次体检；在美国，体检属于预防项目，一般会纳入医疗保险并全部报销或者负责主要部分。此前日本的胃癌发病率很高，但后来政府强制50岁以上的居民必须每年做胃镜检查，其发病率大大下降。美国的肠癌发病率本来很高，随后政府拿出专门费用，用于人群的免费肠镜检查，其肠癌发病率后来下降了17%多，这些例子都说明了未病先防的重要性。

我国癌症发病率接近世界水平，但死亡率高于世界水平，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国癌症发现较多处于中晚期。癌症高发还给家庭、社会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如果能够通过正规体检，及时发现和治疗癌症，将癌症消灭在萌芽阶段，就可节约大量医疗开支。在现实生活当中，不少老百姓健康意识不强，经济条件有限而舍不得花钱定期体检，往往是小病熬成大病，甚至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如果将体检费用纳入医保，也会推动促进老百姓积极体检，不会为了节省金钱，小病不看，该体检的不体检，有病不能及时发现和治疗癌症，结果小病变成大病，花的医保钱更多。体检费用不能由医保报销，其实没有使医保发挥重要的作用。因此，我建议：将体检项目纳入医保报销，这样可以通过减少慢性病病人和大病病人的出现，起到降低医疗和医保基金支出等效果。希望能够尽快进行调查研究，对纳入医保的体检类型、体检次数、额度和报销的比例等问题，做出一个规定。让我们老百姓的身体更加健康，过上更好更开心的好日子。

关于加大校园普法力度，推进法治国家建设的建议

建设法治国家，是一个持久的过程，在这个过程里，慢慢培养出一批有着很高的法治意识的公民，是必不可少的因素，也是持续要做的工作。近年来，新闻报道里在校学生的表现出来的偷盗、抢劫等案件时有发生，还有打架斗殴致人伤残、抢劫、敲诈勒索、拉帮结派等在中学生中不同程度地体现出来，既让家长们痛心不已，又让社会出现不稳定因素，这些都在警示我们，要不断加大对中小学生的法治教育。

每一个人都是从学生时代过来的，都要从校门迈出去走向社会，走上各自不同的工作岗位，在这里，学校的教育很重要。从教育的规律来讲，中小学是法治教育接受最好的时期，他们正处于乐于接受知识，积极学习知识的成长期；学生阶段，对一个人的人生观、世界观的树立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也是形成自己性格特征和潜在意识的黄金时期。

普法教育已经进入“七五”了，长久以来各地也都在积极推进中小学生的普法教育工作。据我了解，宁波在对中小学生开展普法教育上，采取了多种很有成效的做法。比如：全面推进学校法治宣传教育计划、教材、课程、师资“四落实”，在全市1261所中小学（含民工子弟学校）全部配备法制副校长和法制辅导员，每学期举行2次不少于10课时的专题法制教育和法制实践活动。通过深入开展“法律进校园”和“平安校园”建设活动，积极推动社校共建、家校共建、军校共建、警校共建、治安共建等“五共建”，构建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网络。大力推进青少年法制教育基地建设。在形式上，还开展法律征文、知识竞赛、模拟法庭、参演法治小剧、普法流动课堂走进学校等活动，效果都很好。

为此提出三点建议：1、对纳入课程的法治教育内容，对现行的法治宣传课程进行一次梳理，围绕青少年每个成长阶段的特点一，突出相应的重点，使教材能更符合青少年成长的规律和认知的水平。在课程的设置上，既有课堂教学的内容，也有实践活动的内容，能在中小学普遍使用。2、对已经开展的各种形式的有实际效果的普法活动，进行量化的管理，设立一个最低线，保证不因应试压力而挤占普法教育的的时间和课程。3、继续加大法治教育考核的力度。教育行政部门将法治教育内容纳入依法治校工作指标体系，并提升普法教育在对学校年度考核中的比例。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是每个家庭的希望，让他们成为健康顺利成长，需要我们持之以恒不断做好校园普法工作。

关于强化三医联动，深化综合医改的建议

国家新一轮医改启动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深化医改工作，将深化医改放到党和国家事业全局更加重要的位置，统筹谋划，全面推进。习近平总书记7次主持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研究部署城市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制度整合、儿童医疗卫生服务改革发展、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推广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经验、改革完善药品生产流通使用等医改工作，听取福建省三明市医改情况汇报。李克强总理强调以公平可及和群众受益为目标，坚定不移把医改向纵深推进，多次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医改工作。刘延东副总理亲自主持会议协调部署各项重大改革任务，并多次赴基层调研指导医改工作。

特别是，2016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上做重要讲话，就深化医改的长远和根本问题，正本清源，做出了掷地有声的论断，确定了新形势下党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提出了抓好分级诊疗、现代医院管理、全民医保、药品供应保障、综合监管等5项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建设，为新形势下推进医改工作指明了方向。“十三五”医改规划进一步明确了“十三五”时期在5项制度建设上的要求。

2014年，宁波市被国家医改办等五部委确定为第二批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国家联系城市。2016年，被确定为全国健康城市试点市、国家分级诊疗试点城市、省综合医改先行先试地区。宁波市积极贯彻落实国务院和省政府关于深化医改的部署要求，坚持政府与市场两手并用、管好与放活并举、公平与效率并重的基本原则，按照“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补短板”的总体要求，坚持医疗、医保、医药三医联动，完善政策、健全制度、加大投入，统筹推进各项改革，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形成了一批符合实际、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得到了上级领导的充分认可和老百姓的积极点赞，这其中包括，依法实施医疗纠纷“宁波解法”，率先创新耗材采购“宁波规则”，先行建设智慧健康“宁波模式”，全面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宁波做法”等。2016年，中央电视台先后7次、健康报先后2次（头版头条）聚焦我市医改工作进行宣传报道，大大提升了宁波深化综合医改工作在国内的影响力和知名度，让我们倍受鼓舞。2016年10月，宁波市又研究制定了《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综合改革先行先试实施方案》，决心将深化综合医改往纵深推进，力争为深化医改探索宁波经验、提供宁波方案。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实践证明，新一轮综合医改方向正确、路径清晰、措施得力、成效显著，给人民群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健康福祉。但随着综合医改不断深化，深层次体制机制矛盾的制约作用日益凸显，利益格局调整更加复杂，对改革的整体性、系统性和协同性要求明显增强，任务更加艰巨。突出表现在:

（一）医改的整体性、系统性、协同性有待进一步加强。深化医改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方方面面利益。“三医联动”是深化综合医改的基本路径。特别是在改革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作为医改主导者的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对深化医改的共识和合力有待进一步凝聚。目前仍然缺乏强有力的体制机制保障，特别是与医改有关的医疗、医保、医药等政府职能部门各守一摊，联而不动、动而不联，增加了政策协调的难度，影响了医改政策叠加效应的显现。

（二）医保的约束激励作用有待进一步发挥。随着综合医改往纵深推进，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在深化综合医改中的“牛鼻子”作用越发凸显。一方面，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特别是医学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广大群众医疗健康需求加快释放，医保药品目录更新滞后以及各地医技水平发展不平衡，特别是一些地级城市，无法保障广大群众及时享受医学科技发展的最新成果；另一方面，缺乏全国统一的医疗服务项目目录和配套的诊疗规范(临床路径)，也给医保全国联网和异地即时结算带来困难。与此同时，随着分级诊疗制度逐步建立，医保基金管理精细化有待进一步加强，差别化医保支付方式有待进一步建立完善，医保的经济杠杆和约束激励作用有待进一步发挥。

（三）医务人员积极性有待于进一步激发。广大医务人员是最宝贵的医疗生产力，能否解放生产力，调动广大医务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是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中国医学科学院发布了《中国医改发展报告（2009-2014）》，指出医改对“人”的重视不够,改革尚未充分激发医务人员的积极性，影响改革效果的实现。主要表现在：医务人员的价值未能充分体现。医务人员的薪酬制度改革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符合卫生行业特点的薪酬体系尚未建立，医疗服务价格偏低，医务人员劳务价值得不到合理体现，医务人员参与改革的积极性、主动性不高。另一方面，医疗卫生行业对人才的吸引力不足。根据宁波市第五次卫生服务调查结果显示，83.44%的被调查者（医护人员）自感工作压力很大，50.23%认为目前医患关系较差或者很差，且56.72%认为医患关系与5年前相比有所恶化。医务人员普遍反映，工作时间长、收入较低，医患关系紧张，工作压力大。

二、有关建议

（一）建议进一步强化“三医联动”领导体制。2016年，中办、国办转发《国务院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关于进一步推广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经验的若干意见》（厅字﹝2016﹞）36号）总结了8方面24条医改经验，其中第一条，建立强有力的领导体制和医疗、医保、医药“三医”联动工作机制，为深化医改提供组织保障。福建省去年开始将卫生计生、医疗保险、药品流通等工作由一位省领导统一分管，率先成立医疗保障管理局，将围绕医疗机构运行的一系列管理监督职能进行高度整合，承担基金管理、医疗行为监管和药品采购等职能，成为“三医联动”的执行平台。建议国家层面能从顶层架构开始，推广福建经验，明确由一位政府领导分管医疗、医保、医药，负责医改总策划，建立三医联动、统筹合一的领导主管体制机制，保障“三医联动”机制落实。

（二）建议大力推进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希望国家层面尽快修订颁布新的医保药品目录（目前执行的2010年版），制订实施全国统一的医疗服务项目目录，为医保全国联网和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奠定基础。在此基础上，建立科学合理的动态调整机制；并适当授权地级市政府部分药品目录和医疗服务项目调整的权限，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同时，创新基本医保经办服务模式。按照管办分开的原则，推进医保经办机构法人化和专业化水平。在确保基金和有效监管的前提下，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委托具有资质的商业健康保险机构等社会力量参与基本医保经办服务，积极发挥商业健康保险机构在精算技术、专业服务和风险管理等方面的优势，鼓励和支持其参与医保经办服务，形成多元经办、多方竞争的新格局。

（三）建议尽快制订出台公立医院医务人员薪酬制度的指导意见。总书记在全国卫生和健康大会上强调要调动医务人员积极性时讲了两个允许，即“允许医疗卫生机构突破现行事业单位工资调控水平，允许医疗服务收入扣除成本并按规定提取各项基金后主要用于人员奖励”，希望国家层面尽快出台《关于公立医院薪酬制度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建立符合卫生行业特点的薪酬制度，提高阳光收入，切断“灰色”收入，进一步调动公立医院医务人员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