纺织服装行业：未来充满机会和变数
时间：2015-01-31 00:54:44
诸多因素造成了中国企业的未来充满了机会和变数
霍尼韦尔(Honeywell)国际公司前执行官兼董事长拉里·博西迪（LarryBossidy）在《转型：用对策略，做对事》（ConfrontingReality）一书中文版序中对中国企业提出以下一些问题：
“在令人眩目的GDP增长率最终冷却下来之后，中国市场的竞争格局将如何改变？整个劳动力上的新工作机会的提供速度是否会减慢，广大农村地区的生活水平提高是否会受到制约？
中国的银行体系将如何进行改革，利率制度将如何调整？利率调整又会对企业的财务状况造成什么影响？是否会影响国际资本流动？
人民币是否需要升值？如果升值的话会带来何种程度的经济冲击？
中国的劳动力成本目前还不及墨西哥的1/3。但是，对熟练工人和技术专家的竞争最终必然导致劳动成本的上升，这一情况会在何时发生？上升幅度有多大？速度如何？
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出现了哪些新的形势？最近东南沿海出现的劳动力短缺是否会演变为全国性的现象？未来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会对企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中国作为世界最优秀的低成本劳动力外包基地的地位还能持续多久？
随着中国政府逐步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是否会刺激更多的外资进入中国的高技术产业领域？
2003年，中国所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数量第一次压倒了美国。这样持续涌入的资本大潮将给国内企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是收入的迅猛增长，还是竞争对手的成倍增加？”
根据这个线索，在2004年的经济事件中，笔者搜索到对中国企业来说值得关注的几个现象：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民工荒”现象；2004年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遭遇的25宗反倾销事件；2004年9月爆发的西班牙烧鞋事件。上述事件显示出中国企业生存发展的宏观环境正在发生重大变化。显而易见，中国企业单纯依靠低劳动力成本、低土地成本参与国际竞争并造成高消耗、高污染的商业模式已经走到尽头。
这些年来，中国企业发展的商业模式具有明显的外向型特点，即企业发展依赖于外来资本、低成本劳动密集型企业及其产品出口。而“民工荒”却给中国企业一个明显的信号，中国企业必须加快产业转型升级的步伐，以摆脱其处于全球化产业链低端的不利局面。同时，“民工荒”也提醒中国企业，必须改变原有的“把人当工具”的野蛮企业文化，树立起“以人为本”的文明企业文化。“民工荒”本身正是中国工人用脚投票的结果。
西班牙“烧鞋事件”则是当地进口替代产业从业人员采取的极端的对温州鞋的反倾销行为，有人把这种行为称为“民间壁垒”。这种极端的民间反倾销行为较当地政府对进口品征收反倾销税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
所谓温州模式或者其它各种模式，其存在的基础就是依靠如此之大中国低技能劳动力数量、比例如此之高的低技能劳动力、替代性如此之强的劳动力之间、谈判力如此之弱的苦力，形同虚设甚至于干脆“不设”的利益代言人或工会。不仅如此，中国在快速工业化进程中，由于环境监管的严重滞后与其他各种原因，那些污废排放企业造成的外部成本还远远没有内部化，也就是说这些成本没有算进企业的生产成本。这些成本被中国不同地区的居民不同程度地承担，换句话说，中国居民因环境质量下降而造成的福利损失对这些企业进行了补贴。
由于中国劳工不体面的就业状况和中国付出的环境代价对出口产品的两层补贴，造成了中国产品对很多国家的持续性倾销。正是因为如此，中国出口产品屡遭外国反倾销制裁。我们还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中国低价出口的产品并不廉价，不管有没有受到反倾销制裁，我们都付出了不菲的代价。
出现这种状况的直接原因主要有三点：产业低端化、产业同质化和市场无序化。低端化是指产品档次低、技术含量不高；产业低端化导致产业的同质化，而同质化必定导致低档产品价格竞争的升级，并由此形成市场无序化的陷阱。产业低端化、同质化和市场无序化反映了一种反技术化、反差异化和反聚焦化的趋势，从而使中国企业的发展面临一种非持续型发展的战略性危机。“民工荒”和国际市场上大量被反倾销都是这种危机的外在表现。
这种原始落后的“商业模式”（BusinessModel）不断让中国企业在国内外市场上四处碰壁，无处安身。我们可以这么说，中国的企业正面临着战略性危机，必须通过转变商业模式，也就是转型才能走出这种深陷泥潭的困境。
我们再来探讨一下宏观经济变化对企业冲击的问题。比如就人民币升值的问题来说，人民币一直以来都是盯紧美元汇率，美元的持续贬值使得人民币也相应大幅贬值；近些年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带来进口的大幅增长，自然资源如有色金属、石油和对外依赖度都在大幅上升，人民币汇率的贬值加大了进口企业的成本，尤其是国际原油价格的持续上涨给中国企业与社会带来了巨大影响；同时，西方发达国家一直在施压希望人民币升值。基于这些原因，可以判断，人民币升值不可避免。
诸多因素造成了中国企业的“未来充满了机会和变数。”那么，中国企业的转型之路究竟何在？正如拉里?博西迪所说：“中国的企业家们将要面对的未来现实是什么样的呢？”
笔者经过长时间的理性思考，对中国企业转型的策略进行研究分析，试图解答拉里?博西迪所提出的“在今后，你们的市场是否会出现天翻地覆的变化，你们现在又需要做些什么，以赶在变化和竞争者之前完成自己的‘转型’呢？”这个问题。
笔者认为，社会经济环境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正像自然环境之于物种一样。任何一个企业都有自己独特的基因构造，这好比一种生物，而企业的外部商务环境就相当于这种生物所面对的外部自然环境。每一个企业的经营行为都是其基因外在表现。基因的组成就是企业内部基本的构建，包括战略规划、组织结构、企业治理、决策制度、信息沟通方式、激励机制等。最重要的是企业基因必须要能够与外部环境相适应。
企业就如生物一样，往往是经受不住一项业务衰落到另一项业务兴起之间漫长的时间间隔。它们在核心产业衰退之前必须毫不迟延地创造新业务，或者通过创新延缓主要产业的衰落。而中国众多企业。
中国企业必须在发展和保有核心业务的同时，建立并选择企业长远发展的新生业务，拓宽领域，以保持企业常青。这种战略转型就好比雪山上新鲜的水持续替代旧有的水来保持整条河流永不干涸。只有这样才可能使企业在现有业务衰退的情况下，仍然保持增长的动力。一旦核心产业进入成熟期或出现衰退势头便不失时机地以新替旧。
企业转型就相当于自然界里的基因突变。而企业基因突变的能力就是所谓的转型力，转型力强的企业其基因突变是优化，反之则是异化，异化的结果则是不能适应外界环境正如自然界某些灭绝的物种一样走向死亡。在大自然中，基因变异的新生个体比可能生存下来的要多得多。市场机制与大自然很相似，也是一个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正反馈机制，企业能够赚钱、生存下来的毕竟是少数。因此中国的企业要么进行转型以生存发展，要么不能够适应商业环境被市场所淘汰，走向死亡.
（中国服饰新闻网）
霍尼韦尔(Honeywell)国际公司前执行官兼董事长拉里·博西迪（LarryBossidy）在《转型：用对策略，做对事》（ConfrontingReality）一书中文版序中对中国企业提出以下一些问题：
“在令人眩目的GDP增长率最终冷却下来之后，中国市场的竞争格局将如何改变？整个劳动力上的新工作机会的提供速度是否会减慢，广大农村地区的生活水平提高是否会受到制约？
中国的银行体系将如何进行改革，利率制度将如何调整？利率调整又会对企业的财务状况造成什么影响？是否会影响国际资本流动？
人民币是否需要升值？如果升值的话会带来何种程度的经济冲击？
中国的劳动力成本目前还不及墨西哥的1/3。但是，对熟练工人和技术专家的竞争最终必然导致劳动成本的上升，这一情况会在何时发生？上升幅度有多大？速度如何？
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出现了哪些新的形势？最近东南沿海出现的劳动力短缺是否会演变为全国性的现象？未来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会对企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中国作为世界最优秀的低成本劳动力外包基地的地位还能持续多久？
随着中国政府逐步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是否会刺激更多的外资进入中国的高技术产业领域？
2003年，中国所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数量第一次压倒了美国。这样持续涌入的资本大潮将给国内企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是收入的迅猛增长，还是竞争对手的成倍增加？”
根据这个线索，在2004年的经济事件中，笔者搜索到对中国企业来说值得关注的几个现象：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民工荒”现象；2004年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遭遇的25宗反倾销事件；2004年9月爆发的西班牙烧鞋事件。上述事件显示出中国企业生存发展的宏观环境正在发生重大变化。显而易见，中国企业单纯依靠低劳动力成本、低土地成本参与国际竞争并造成高消耗、高污染的商业模式已经走到尽头。
这些年来，中国企业发展的商业模式具有明显的外向型特点，即企业发展依赖于外来资本、低成本劳动密集型企业及其产品出口。而“民工荒”却给中国企业一个明显的信号，中国企业必须加快产业转型升级的步伐，以摆脱其处于全球化产业链低端的不利局面。同时，“民工荒”也提醒中国企业，必须改变原有的“把人当工具”的野蛮企业文化，树立起“以人为本”的文明企业文化。“民工荒”本身正是中国工人用脚投票的结果。
西班牙“烧鞋事件”则是当地进口替代产业从业人员采取的极端的对温州鞋的反倾销行为，有人把这种行为称为“民间壁垒”。这种极端的民间反倾销行为较当地政府对进口品征收反倾销税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
所谓温州模式或者其它各种模式，其存在的基础就是依靠如此之大中国低技能劳动力数量、比例如此之高的低技能劳动力、替代性如此之强的劳动力之间、谈判力如此之弱的苦力，形同虚设甚至于干脆“不设”的利益代言人或工会。不仅如此，中国在快速工业化进程中，由于环境监管的严重滞后与其他各种原因，那些污废排放企业造成的外部成本还远远没有内部化，也就是说这些成本没有算进企业的生产成本。这些成本被中国不同地区的居民不同程度地承担，换句话说，中国居民因环境质量下降而造成的福利损失对这些企业进行了补贴。
由于中国劳工不体面的就业状况和中国付出的环境代价对出口产品的两层补贴，造成了中国产品对很多国家的持续性倾销。正是因为如此，中国出口产品屡遭外国反倾销制裁。我们还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中国低价出口的产品并不廉价，不管有没有受到反倾销制裁，我们都付出了不菲的代价。
出现这种状况的直接原因主要有三点：产业低端化、产业同质化和市场无序化。低端化是指产品档次低、技术含量不高；产业低端化导致产业的同质化，而同质化必定导致低档产品价格竞争的升级，并由此形成市场无序化的陷阱。产业低端化、同质化和市场无序化反映了一种反技术化、反差异化和反聚焦化的趋势，从而使中国企业的发展面临一种非持续型发展的战略性危机。“民工荒”和国际市场上大量被反倾销都是这种危机的外在表现。
这种原始落后的“商业模式”（BusinessModel）不断让中国企业在国内外市场上四处碰壁，无处安身。我们可以这么说，中国的企业正面临着战略性危机，必须通过转变商业模式，也就是转型才能走出这种深陷泥潭的困境。
我们再来探讨一下宏观经济变化对企业冲击的问题。比如就人民币升值的问题来说，人民币一直以来都是盯紧美元汇率，美元的持续贬值使得人民币也相应大幅贬值；近些年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带来进口的大幅增长，自然资源如有色金属、石油和对外依赖度都在大幅上升，人民币汇率的贬值加大了进口企业的成本，尤其是国际原油价格的持续上涨给中国企业与社会带来了巨大影响；同时，西方发达国家一直在施压希望人民币升值。基于这些原因，可以判断，人民币升值不可避免。
诸多因素造成了中国企业的“未来充满了机会和变数。”那么，中国企业的转型之路究竟何在？正如拉里?博西迪所说：“中国的企业家们将要面对的未来现实是什么样的呢？”
笔者经过长时间的理性思考，对中国企业转型的策略进行研究分析，试图解答拉里?博西迪所提出的“在今后，你们的市场是否会出现天翻地覆的变化，你们现在又需要做些什么，以赶在变化和竞争者之前完成自己的‘转型’呢？”这个问题。
笔者认为，社会经济环境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正像自然环境之于物种一样。任何一个企业都有自己独特的基因构造，这好比一种生物，而企业的外部商务环境就相当于这种生物所面对的外部自然环境。每一个企业的经营行为都是其基因外在表现。基因的组成就是企业内部基本的构建，包括战略规划、组织结构、企业治理、决策制度、信息沟通方式、激励机制等。最重要的是企业基因必须要能够与外部环境相适应。
企业就如生物一样，往往是经受不住一项业务衰落到另一项业务兴起之间漫长的时间间隔。它们在核心产业衰退之前必须毫不迟延地创造新业务，或者通过创新延缓主要产业的衰落。而中国众多企业。
中国企业必须在发展和保有核心业务的同时，建立并选择企业长远发展的新生业务，拓宽领域，以保持企业常青。这种战略转型就好比雪山上新鲜的水持续替代旧有的水来保持整条河流永不干涸。只有这样才可能使企业在现有业务衰退的情况下，仍然保持增长的动力。一旦核心产业进入成熟期或出现衰退势头便不失时机地以新替旧。
企业转型就相当于自然界里的基因突变。而企业基因突变的能力就是所谓的转型力，转型力强的企业其基因突变是优化，反之则是异化，异化的结果则是不能适应外界环境正如自然界某些灭绝的物种一样走向死亡。在大自然中，基因变异的新生个体比可能生存下来的要多得多。市场机制与大自然很相似，也是一个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正反馈机制，企业能够赚钱、生存下来的毕竟是少数。因此中国的企业要么进行转型以生存发展，要么不能够适应商业环境被市场所淘汰，走向死亡.
（中国服饰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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