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衣泽天下
时间：2015-01-31 03:33:14
纵览人类社会发展史，不论是西方还是东方，每一个执政党的出现和发展，其背后体现的都是国计民生的需求和进步。换言之，来自于社会、普通大众的生活变化，正是一个执政党所代表的生产力在不同时期对社会广泛层面做出的引导的具体体现。而对于执政党来说，在民生问题上的立场、观点、方法和态度，直接反映了执政党的执政理念，直接体现了执政党政权的性质、直接决定了执政党的兴衰和生死存亡。我国先贤们在总结历代王朝兴衰成败时，得出了“得民心者得天下”、“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等发人深省的真理。自古以来，民生问题就是立国之本，民生的好坏就是执政者的存亡答卷。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以人民的利益为最大利益，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唯一宗旨，特别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的不断发展，在利益需求多样化、利益矛盾复杂化的背景下，始终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的成果与人民共享”的发展目标，以“群众利益无小事”的执政理念，以更加亲民务实的工作作风去赢得了广大群众的信任和支持。也正因此，站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的当口，回望在民生方面党所做出的丰功伟绩时，那些曾经在中华大地上引领社会衣着流行风貌、反映社会发展进步的服装，也就成为纪录党的发展历程的靓丽载体。在这方面，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陈锦华1995年2月23日曾在《人民日报》发表《走上世界纺织大国的道路》一文认为，“在标志一个国家人民生活状况的衣、食、住、行中，我国人民的衣着状况是最为丰富多彩的。在国内，城乡差别最小；同发达国家比，也是差距最小的领域。”
艰苦朴素
很多服饰史学家，在各种著作中都将风靡于上世纪30年代老上海的月份牌和旗袍，以及流行于军政要员中的中山装作为当年中国服饰流行的代表元素，甚或将其看作是体现当时社会生活的典型特征。也许是因为月份牌和旗袍的特殊性，让史学家们忽视了当年除了上海和寥寥几个大城市之外的广大国土上的民不聊生的普通大众，那个年代穿得起中山装、旗袍、西式衣裙的人群，代表的也并不是占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
也因此，毛泽东同志于1934年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报告，才会在时代环境、人民生活水平和我党所肩负的历史任务发生了深刻变化的今天，依然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我们的同志如果把这个中心任务真正看清楚了，懂得无论如何要把革命发展到全国去，那么，我们对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群众的生活问题，就一点也不能疏忽，一点也不能看轻。”这清楚地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开展任何工作都是为了让人民生活得更好这个根本落脚点。
然而不得不说，建党初期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经济相对的落后，恶劣的生存环境和贫瘠的物质条件，使得我党领导军队和根据地群众，在衣着条件上并没有实现翻天覆地的变化，却也正是在那样一穷二白的环境中，共产党领导的军民创造出了以红军军装为核心，延续下来的衣装体系、着装风貌和价值观。1931年，第三次反“围剿”后，时任红军学校校长的刘伯承，令红军学校俱乐部主任赵品三设计的开襟敞口、缀红领章、缀红五角星的“小八角”式军服军帽，不单在革命初期成为红军的象征，也成为我党我军延续至今的自力更生、艰苦朴素等优良传统的突出代表。
随着战争的进程，至1939年2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生产动员大会，要求部队在不妨碍作战的条件下参加生产运动。陕甘宁边区党政机关、部队、学校和群众响应号召，开展起大规模的生产运动。毛泽东亲笔题词号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他和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亲自动手，种菜纺纱。著名散文家吴伯箫的纪实性作品《延安纺车抒怀》中描述的情境，展现出当时壮观生动的画面：“那是盛大的节日场面。只要想想天地是厂房，深谷是车间，幕天席地，群山环拱，世界上哪个纺织厂有这样的规模呢？你看：整齐的纺车行列，精神饱满的竞赛者队伍，一声令下，百车齐鸣。别的不说，只那嗡嗡的响声就有飞机场机群起飞的气势。”
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一手抓枪杆，一手抓生产，不但解决了军队的后勤供给问题，更有力地带动了各个根据地、解放区人民生活的一定改善。但旧中国给胜利的执政党留下的满目疮痍的神州大地，迫使共产党人的视线迅速从军事为主转向经济建设为核心。
虽然开国大典时，领袖们身着中山装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但刚刚反击投机资本抢购“二白一黑”的胜利背后，需要解决的依然是一穷二白的艰难问题。朴素成了那个时代的关键词，纺织品、服装以耐用、结实为主要特点。
自力更生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至改革开放后的一两年间，虽然从未制定过明确的服饰制度，却成功地推行了新的服饰和审美标准，完成了易服改元的政治使命。建国初期，延续自革命战争年代的优良传统，也迫于国民经济的现状，国家为实现对棉布市场的宏观调控，按人口每年发给布票十几尺添置衣被，百姓购买服装的首要标准自然是坚固耐用。任何与解放区、解放军、工农大众相似的装束都成为主导社会流行的核心元素——列宁装、人民装、中山装成为当时最时髦的三种服装。与民间服饰流行相对应的，却是纺织工业进入大规模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开始，1953年10月，中共中央对纺织工业部党组的批示中指出：“纺织品的供应是关系全国人民生活的一件大事，是关系党和政府与人民联系，特别是与农民联系的一件大事。因此，在集中力量建设重工业与继续努力发挥现有企业的生产潜力的方针下，应及早注意适当地发展纺织工业的问题。”
随后的数十年间，在党的领导下，中国纺织服装产业得到了相当的提高和发展。数据显示，与1949年相比，1981年纺织工业总产值增长了15.7倍，棉纱产量从32.7万吨增长到317万吨，呢绒产量从544万米增长到1.13亿米，丝织品产量从0.5亿米增产到8.35亿米，针织行业加工棉纱增长26倍；全国人均布产量从3.5米提高到14.2米。纺织类产品的极大丰富，直接导致了1983年国家正式宣布取消纺织品各种票证。那些年，中国纺织工业积累起了相当雄厚的基础，产品线不断丰富。同时，来自纺织一线青岛国棉六厂女工郝建秀与来自石油战线、农业战线、工业战线上的劳模一起成为时代的楷模。1951年9月，全国纺织工会在青岛举办学习班，推广《郝建秀工作法》，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由中央部委首次在全国推广以普通工人命名的先进操作技术，推动了全国纺织工业操作技术的发展。
虽然在那近30年的时间里，国人在衣装体系上依然受到中山装、苏式军服的影响，经济实用美观大方的服装成为主导；但在1958年访华的英国友人尼尔伦夫妇的《美好新世界》中，他们却认为：“统一着装在几年内不仅节省了大量经费，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培养了一种患难与共的意识和步调一致的素质。”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在泛政治化的特殊社会生活中不可避免地出现种种异化的行为，譬如典型基于六五式军装的“旧军装、旧军帽、武装皮带、解放鞋、红袖章、军挎包，挎包盖上绣有鲜红的为人民服务字样”的红卫兵着装的普及，可能会出现另外一种解读。
上世纪70年代末，随着政治运动的结束，国人的衣着需求迅速萌动，来自国门之外的服装消费品，客观上也促进了整个纺织服装改革的进程。
打开国门
“翻身不忘毛泽东，致富不忘邓小平”。这句话至今依然在民间广泛流传。在新中国政治经济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改革开放，30余年来的成果，不单单表现在国民经济的整体稳步高速发展方面，来自民间的生活消费的巨大变化，更为直接地反映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实力的提升。
改革开放初期最为明显的民间服装标志，当属“西装热”。上世纪80年代西装得到大面积普及，党政领导、文艺工作者、企业家、平民百姓都选择穿西装。党的十三次代表大会的记者招待会上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和5位中央政治局常委集体穿着西服出现，不仅说明了中国政府的开放态度，更引领了西服、牛仔装、裙装等这些带有时代色彩的服装在社会上的广泛流行。这也在客观上带动了其他西式服装在中国百姓中的消费普及和中国现代优秀服装品牌企业的诞生。而同时期喇叭裤、健美裤、裤裙、蛤蟆镜等曾在当年被视为奇装异服的短暂流行，随着大众消费的日趋理性而渐渐淡化。但很少有人知道，真正代表纺织服装业实力的变革之一的是军服。1978年，我军服装在71式军服的基础上，以减轻重量为主要目的，进一步扩大化纤材料的使用，经过研究选样品、部队试穿、征求意见，于1977年12月上报军服改革方案，名为78式军服。78式军服是我军军服使用材料上的一次革命，也是我国纺织服装产业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它不仅为国家节省了大量棉花，而且由于化学纤维性能优良，特别是面料中化学纤维的比重加大，使冬夏服重量有一定程度的减轻，储存安全性等有很大的改善。也使军装外观得到有效改善。新型面料在军服使用上的成功，被迅速普及到大众消费领域。
那个年代国营企业占据主导地位，比如上海的大华、海螺，北京的天坛等，民营企业只占有非常小的份额。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国内才出现了合资企业以及如“华歌尔”等外资企业。也就是那个时候，著名的来料加工、来样生产、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简称“三来一补”）和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外商独资经营（简称“三资”）成为特区的特色。
从物质紧缺年代释放出来的巨大市场需求，不但使得国有服装企业觉醒，吸引了三资企业的进入，而且诞生了中国第一批民营服装企业和类似“汉正街”般的服装批发市场，同时催生了中国服装教育、时尚传媒和相关配套行业的出现。当时的纺织部部长吴文英，强调在服装业发展中设计和品牌的重要性，强调服装业的发展必须要培养时装设计师，她还一手推动了国内第一个服装类专业高校——北京服装学院的创立。
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理论的提出引领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开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纺织服装产业的飞速发展。数据显示，1990年，中国私营企业数目已达到9.8万户，并以平均每年35.5％的速度持续增长。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纺织出口额占世界比重逐年提高，1992年突破10％，成为第一大纺织品出口国，1994年上升到13.2％，高居第一位。从1980-1994年，服装出口比重由33.37％增加到65.14％。到1993年，我国服装出口量达到30.5亿件，比1992年同期增长13.8％，成为第一大服装出口国。
到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邓小平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并发表重要谈话，提出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随着物质消费水平的提高，大众衣着消费出现了明显的变化，服装的流行与时髦已成为衡量消费水平的重要尺度，服装市场快速繁荣，纺织服装品市场由卖方市场开始转向买方市场。据1994年的统计，全国35个大中城市人均衣着消费支出488.04元，占生活消费支出的13％，其中62.5％用于购买成衣，12％用于衣料加工制作，25.5％用于购买鞋、袜、帽等服饰品。数据表明，成衣市场的前景有着莫大的空间。这之后的数年间，国土上大量民营服装品牌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奠定了如今中国制造在全球领先地位的基础。杉杉、雅戈尔、七匹狼、罗蒙、培罗成、红豆等现在知名的企业都得益于那个时代。客观上，民营企业的发展得益于两个阶段，一是90年代前期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来的短缺经济和卖方市场，为其发展提供了广阔的需求空间；二是90年代后期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大规模转制，为其迅速扩张提供了庞大的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而这直接得益于1994年的中共十四大上提出的“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的论断。
中国民营服装企业“杉杉”集团在90年代后期以重金导入CI，继而又以重金聘请王新元、张肇达两位设计师，同年在北京、上海等地举行“走进东方”时装发布会，不仅仅引领了中国的服装企业走向品牌时代，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对设计师的炒作推广，在消费大众心中埋下了“个性”、“多元”的种子。在今天看来，那也是启蒙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开始。
90年代后期，随着资讯愈加发达、贸易更为频繁，国际时尚直接对国人的消费产生了影响。男士西装外形逐渐由宽松过渡到合体，讲究轻、薄、挺。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时髦的休闲服概念传入，及双休日制度的实行，保龄球、高尔夫球、旅游、卡拉OK、滚轴溜冰等现代休闲活动的流行，使忙碌的国人愈加接受休闲生活方式，视休闲类服饰为身份地位的物化象征。20世纪90年代的女装很快地突破了政治的桎梏和传统的约束，一步裙、超短裙、松糕鞋、吊带裙等层出不穷的休闲和青春意味的时装样式在各种年纪的女性身上，成为体现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一道靓丽风景。“到20世纪末，服装品牌完成了从产品需求到品牌需求，到品位需求，再到人文需求的定位转变；服装产业开始全面参与国际竞争。”著名学者袁仄说。
自主创新
谈及21世纪的中国经济，不能不谈WTO。2001年12月11日，经过漫长的15年的谈判，中国终于加入WTO，成为了世界贸易组织的第143号成员。中国正式参与国际竞争，国门越来越开放，市场和品牌形态越来越多元化、个性化，国内品牌走出去，国际资本闯进来，“中国制造”走向开始“中国创造”，中国普通大众的消费能力和消费特征，逐渐成为所有国际品牌深入研究的课题。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3月底，中国奢侈品市场消费总额已达107亿美元(不包括私人飞机、游艇和豪华车)，占据全球份额的四分之一，已成为全球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珠宝、箱包、时装、钟表及化妆品分别占中国奢侈品消费的前四位。随着目前人民币升值趋势，中国消费者在国际奢侈品市场的购买力正在不断增加。2010年中国人在欧洲市场购买奢侈品消费近500亿美元，是中国国内市场的4倍之多。中国人在境外消费奢侈品已经成为世界第一。世界奢侈品协会说，今年将是全球奢侈品产业大举进军中国和在华扩张的重要一年。预计在2013年前，世界各国具有代表性的奢侈品牌，在中国市场都可以找到，越来越多的全球奢侈品企业已经开始陆续抢占中国市场。
不可否认，中国的大众消费已经走进了完全的多元化、个性化。“哈日”、“哈韩”、“雅皮”、“波普”、“嘻哈”、“波西米亚”、“古着”……几乎所有的服装风格在生活中都能够见到；奢侈品、高级定制、高级成衣、快时尚产品、网购、一次性消费品……所有的价位都有人在消费。但是，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随着在本土市场上感受到的来自国外同行的压力，中国本土品牌和消费者的消费行为正在体现出一种强烈的民族文化特征。虽然国家并没有对此有明确的规章制度。
2001年10月，在上海召开的APEC会议上，各国与会首脑纷纷穿着中式唐装出场，独特而神秘的东方服饰魅力体现了多元的个性文化。这种立领、盘扣、团花的唐装很快成为市场卖点，热遍大江南北，销售达4亿元。唐装的流行或多或少地激起了华夏民族的自尊自豪，唤起华人的民族情结。
随之2006年10月1日，时装设计师谢锋带着吉芬（Jefen）品牌登陆巴黎时装周；2007年1月16日，时装设计师计文波和“利郎”品牌首登米兰男装周；2007年2月3号时装设计师杨紫明携品牌“卡宾”（Cabbeen）首秀纽约时装周；2008年7月3日，中国时装设计师的身影第一次出现巴黎高级时装周，马可发布“奢侈的清贫”时装秀……都让在文化创意年代已对时装设计师职业有比较深入了解的国人，更加重视民族品牌。
而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举办、“神七”上天和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举办，以及国家形象片在全球的公映更引发了消费大众对中国文化的深度认知，各种具有中国文化特征的口号、词汇、广告、事件和人物带动着国人在各个社会消费领域的流行，中国式的创意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般袒露在世界的面前，接受审视的目光。来自国家层面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挖掘、推广和发扬光大，直接带来的就是中华民族的自主创新。
同时，自主创新与国际接轨并行不悖，国外现代先进的人文企业体系被引入国内。2006年6月，《纺织工业“十一五”发展纲要》发布，对节能降耗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指标提出了明确要求；特别是在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之后，来自民间消费走向的变化和来自国家层面对于环保低碳的政策出台，都体现出了一个蒸蒸日上的大国风范。
纵观90年中国共产党发展的辉煌历程，不论是战争年代、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还是改革开放时期，作为一个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政党，其功绩归根结底都体现在改善民生、提高人民群众生活质量上，落实在衣食住用行的提升上。尽管只从衣的角度来看90年，显得比较微观，但从纺织服装消费领域这一个直观可见的方面，依然足以说明中国共产党一心为民的政党核心理念。正如2007年6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的讲话中所讲，社会建设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紧密相连，必须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强社会建设，要以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使经济发展成果更多体现到改善民生上。
（服装时报）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以人民的利益为最大利益，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唯一宗旨，特别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的不断发展，在利益需求多样化、利益矛盾复杂化的背景下，始终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的成果与人民共享”的发展目标，以“群众利益无小事”的执政理念，以更加亲民务实的工作作风去赢得了广大群众的信任和支持。也正因此，站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的当口，回望在民生方面党所做出的丰功伟绩时，那些曾经在中华大地上引领社会衣着流行风貌、反映社会发展进步的服装，也就成为纪录党的发展历程的靓丽载体。在这方面，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陈锦华1995年2月23日曾在《人民日报》发表《走上世界纺织大国的道路》一文认为，“在标志一个国家人民生活状况的衣、食、住、行中，我国人民的衣着状况是最为丰富多彩的。在国内，城乡差别最小；同发达国家比，也是差距最小的领域。”
艰苦朴素
很多服饰史学家，在各种著作中都将风靡于上世纪30年代老上海的月份牌和旗袍，以及流行于军政要员中的中山装作为当年中国服饰流行的代表元素，甚或将其看作是体现当时社会生活的典型特征。也许是因为月份牌和旗袍的特殊性，让史学家们忽视了当年除了上海和寥寥几个大城市之外的广大国土上的民不聊生的普通大众，那个年代穿得起中山装、旗袍、西式衣裙的人群，代表的也并不是占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
也因此，毛泽东同志于1934年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报告，才会在时代环境、人民生活水平和我党所肩负的历史任务发生了深刻变化的今天，依然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我们的同志如果把这个中心任务真正看清楚了，懂得无论如何要把革命发展到全国去，那么，我们对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群众的生活问题，就一点也不能疏忽，一点也不能看轻。”这清楚地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开展任何工作都是为了让人民生活得更好这个根本落脚点。
然而不得不说，建党初期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经济相对的落后，恶劣的生存环境和贫瘠的物质条件，使得我党领导军队和根据地群众，在衣着条件上并没有实现翻天覆地的变化，却也正是在那样一穷二白的环境中，共产党领导的军民创造出了以红军军装为核心，延续下来的衣装体系、着装风貌和价值观。1931年，第三次反“围剿”后，时任红军学校校长的刘伯承，令红军学校俱乐部主任赵品三设计的开襟敞口、缀红领章、缀红五角星的“小八角”式军服军帽，不单在革命初期成为红军的象征，也成为我党我军延续至今的自力更生、艰苦朴素等优良传统的突出代表。
随着战争的进程，至1939年2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生产动员大会，要求部队在不妨碍作战的条件下参加生产运动。陕甘宁边区党政机关、部队、学校和群众响应号召，开展起大规模的生产运动。毛泽东亲笔题词号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他和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亲自动手，种菜纺纱。著名散文家吴伯箫的纪实性作品《延安纺车抒怀》中描述的情境，展现出当时壮观生动的画面：“那是盛大的节日场面。只要想想天地是厂房，深谷是车间，幕天席地，群山环拱，世界上哪个纺织厂有这样的规模呢？你看：整齐的纺车行列，精神饱满的竞赛者队伍，一声令下，百车齐鸣。别的不说，只那嗡嗡的响声就有飞机场机群起飞的气势。”
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一手抓枪杆，一手抓生产，不但解决了军队的后勤供给问题，更有力地带动了各个根据地、解放区人民生活的一定改善。但旧中国给胜利的执政党留下的满目疮痍的神州大地，迫使共产党人的视线迅速从军事为主转向经济建设为核心。
虽然开国大典时，领袖们身着中山装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但刚刚反击投机资本抢购“二白一黑”的胜利背后，需要解决的依然是一穷二白的艰难问题。朴素成了那个时代的关键词，纺织品、服装以耐用、结实为主要特点。
自力更生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至改革开放后的一两年间，虽然从未制定过明确的服饰制度，却成功地推行了新的服饰和审美标准，完成了易服改元的政治使命。建国初期，延续自革命战争年代的优良传统，也迫于国民经济的现状，国家为实现对棉布市场的宏观调控，按人口每年发给布票十几尺添置衣被，百姓购买服装的首要标准自然是坚固耐用。任何与解放区、解放军、工农大众相似的装束都成为主导社会流行的核心元素——列宁装、人民装、中山装成为当时最时髦的三种服装。与民间服饰流行相对应的，却是纺织工业进入大规模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开始，1953年10月，中共中央对纺织工业部党组的批示中指出：“纺织品的供应是关系全国人民生活的一件大事，是关系党和政府与人民联系，特别是与农民联系的一件大事。因此，在集中力量建设重工业与继续努力发挥现有企业的生产潜力的方针下，应及早注意适当地发展纺织工业的问题。”
随后的数十年间，在党的领导下，中国纺织服装产业得到了相当的提高和发展。数据显示，与1949年相比，1981年纺织工业总产值增长了15.7倍，棉纱产量从32.7万吨增长到317万吨，呢绒产量从544万米增长到1.13亿米，丝织品产量从0.5亿米增产到8.35亿米，针织行业加工棉纱增长26倍；全国人均布产量从3.5米提高到14.2米。纺织类产品的极大丰富，直接导致了1983年国家正式宣布取消纺织品各种票证。那些年，中国纺织工业积累起了相当雄厚的基础，产品线不断丰富。同时，来自纺织一线青岛国棉六厂女工郝建秀与来自石油战线、农业战线、工业战线上的劳模一起成为时代的楷模。1951年9月，全国纺织工会在青岛举办学习班，推广《郝建秀工作法》，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由中央部委首次在全国推广以普通工人命名的先进操作技术，推动了全国纺织工业操作技术的发展。
虽然在那近30年的时间里，国人在衣装体系上依然受到中山装、苏式军服的影响，经济实用美观大方的服装成为主导；但在1958年访华的英国友人尼尔伦夫妇的《美好新世界》中，他们却认为：“统一着装在几年内不仅节省了大量经费，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培养了一种患难与共的意识和步调一致的素质。”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在泛政治化的特殊社会生活中不可避免地出现种种异化的行为，譬如典型基于六五式军装的“旧军装、旧军帽、武装皮带、解放鞋、红袖章、军挎包，挎包盖上绣有鲜红的为人民服务字样”的红卫兵着装的普及，可能会出现另外一种解读。
上世纪70年代末，随着政治运动的结束，国人的衣着需求迅速萌动，来自国门之外的服装消费品，客观上也促进了整个纺织服装改革的进程。
打开国门
“翻身不忘毛泽东，致富不忘邓小平”。这句话至今依然在民间广泛流传。在新中国政治经济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改革开放，30余年来的成果，不单单表现在国民经济的整体稳步高速发展方面，来自民间的生活消费的巨大变化，更为直接地反映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实力的提升。
改革开放初期最为明显的民间服装标志，当属“西装热”。上世纪80年代西装得到大面积普及，党政领导、文艺工作者、企业家、平民百姓都选择穿西装。党的十三次代表大会的记者招待会上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和5位中央政治局常委集体穿着西服出现，不仅说明了中国政府的开放态度，更引领了西服、牛仔装、裙装等这些带有时代色彩的服装在社会上的广泛流行。这也在客观上带动了其他西式服装在中国百姓中的消费普及和中国现代优秀服装品牌企业的诞生。而同时期喇叭裤、健美裤、裤裙、蛤蟆镜等曾在当年被视为奇装异服的短暂流行，随着大众消费的日趋理性而渐渐淡化。但很少有人知道，真正代表纺织服装业实力的变革之一的是军服。1978年，我军服装在71式军服的基础上，以减轻重量为主要目的，进一步扩大化纤材料的使用，经过研究选样品、部队试穿、征求意见，于1977年12月上报军服改革方案，名为78式军服。78式军服是我军军服使用材料上的一次革命，也是我国纺织服装产业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它不仅为国家节省了大量棉花，而且由于化学纤维性能优良，特别是面料中化学纤维的比重加大，使冬夏服重量有一定程度的减轻，储存安全性等有很大的改善。也使军装外观得到有效改善。新型面料在军服使用上的成功，被迅速普及到大众消费领域。
那个年代国营企业占据主导地位，比如上海的大华、海螺，北京的天坛等，民营企业只占有非常小的份额。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国内才出现了合资企业以及如“华歌尔”等外资企业。也就是那个时候，著名的来料加工、来样生产、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简称“三来一补”）和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外商独资经营（简称“三资”）成为特区的特色。
从物质紧缺年代释放出来的巨大市场需求，不但使得国有服装企业觉醒，吸引了三资企业的进入，而且诞生了中国第一批民营服装企业和类似“汉正街”般的服装批发市场，同时催生了中国服装教育、时尚传媒和相关配套行业的出现。当时的纺织部部长吴文英，强调在服装业发展中设计和品牌的重要性，强调服装业的发展必须要培养时装设计师，她还一手推动了国内第一个服装类专业高校——北京服装学院的创立。
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理论的提出引领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开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纺织服装产业的飞速发展。数据显示，1990年，中国私营企业数目已达到9.8万户，并以平均每年35.5％的速度持续增长。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纺织出口额占世界比重逐年提高，1992年突破10％，成为第一大纺织品出口国，1994年上升到13.2％，高居第一位。从1980-1994年，服装出口比重由33.37％增加到65.14％。到1993年，我国服装出口量达到30.5亿件，比1992年同期增长13.8％，成为第一大服装出口国。
到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邓小平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并发表重要谈话，提出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随着物质消费水平的提高，大众衣着消费出现了明显的变化，服装的流行与时髦已成为衡量消费水平的重要尺度，服装市场快速繁荣，纺织服装品市场由卖方市场开始转向买方市场。据1994年的统计，全国35个大中城市人均衣着消费支出488.04元，占生活消费支出的13％，其中62.5％用于购买成衣，12％用于衣料加工制作，25.5％用于购买鞋、袜、帽等服饰品。数据表明，成衣市场的前景有着莫大的空间。这之后的数年间，国土上大量民营服装品牌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奠定了如今中国制造在全球领先地位的基础。杉杉、雅戈尔、七匹狼、罗蒙、培罗成、红豆等现在知名的企业都得益于那个时代。客观上，民营企业的发展得益于两个阶段，一是90年代前期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来的短缺经济和卖方市场，为其发展提供了广阔的需求空间；二是90年代后期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大规模转制，为其迅速扩张提供了庞大的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而这直接得益于1994年的中共十四大上提出的“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的论断。
中国民营服装企业“杉杉”集团在90年代后期以重金导入CI，继而又以重金聘请王新元、张肇达两位设计师，同年在北京、上海等地举行“走进东方”时装发布会，不仅仅引领了中国的服装企业走向品牌时代，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对设计师的炒作推广，在消费大众心中埋下了“个性”、“多元”的种子。在今天看来，那也是启蒙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开始。
90年代后期，随着资讯愈加发达、贸易更为频繁，国际时尚直接对国人的消费产生了影响。男士西装外形逐渐由宽松过渡到合体，讲究轻、薄、挺。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时髦的休闲服概念传入，及双休日制度的实行，保龄球、高尔夫球、旅游、卡拉OK、滚轴溜冰等现代休闲活动的流行，使忙碌的国人愈加接受休闲生活方式，视休闲类服饰为身份地位的物化象征。20世纪90年代的女装很快地突破了政治的桎梏和传统的约束，一步裙、超短裙、松糕鞋、吊带裙等层出不穷的休闲和青春意味的时装样式在各种年纪的女性身上，成为体现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一道靓丽风景。“到20世纪末，服装品牌完成了从产品需求到品牌需求，到品位需求，再到人文需求的定位转变；服装产业开始全面参与国际竞争。”著名学者袁仄说。
自主创新
谈及21世纪的中国经济，不能不谈WTO。2001年12月11日，经过漫长的15年的谈判，中国终于加入WTO，成为了世界贸易组织的第143号成员。中国正式参与国际竞争，国门越来越开放，市场和品牌形态越来越多元化、个性化，国内品牌走出去，国际资本闯进来，“中国制造”走向开始“中国创造”，中国普通大众的消费能力和消费特征，逐渐成为所有国际品牌深入研究的课题。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3月底，中国奢侈品市场消费总额已达107亿美元(不包括私人飞机、游艇和豪华车)，占据全球份额的四分之一，已成为全球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珠宝、箱包、时装、钟表及化妆品分别占中国奢侈品消费的前四位。随着目前人民币升值趋势，中国消费者在国际奢侈品市场的购买力正在不断增加。2010年中国人在欧洲市场购买奢侈品消费近500亿美元，是中国国内市场的4倍之多。中国人在境外消费奢侈品已经成为世界第一。世界奢侈品协会说，今年将是全球奢侈品产业大举进军中国和在华扩张的重要一年。预计在2013年前，世界各国具有代表性的奢侈品牌，在中国市场都可以找到，越来越多的全球奢侈品企业已经开始陆续抢占中国市场。
不可否认，中国的大众消费已经走进了完全的多元化、个性化。“哈日”、“哈韩”、“雅皮”、“波普”、“嘻哈”、“波西米亚”、“古着”……几乎所有的服装风格在生活中都能够见到；奢侈品、高级定制、高级成衣、快时尚产品、网购、一次性消费品……所有的价位都有人在消费。但是，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随着在本土市场上感受到的来自国外同行的压力，中国本土品牌和消费者的消费行为正在体现出一种强烈的民族文化特征。虽然国家并没有对此有明确的规章制度。
2001年10月，在上海召开的APEC会议上，各国与会首脑纷纷穿着中式唐装出场，独特而神秘的东方服饰魅力体现了多元的个性文化。这种立领、盘扣、团花的唐装很快成为市场卖点，热遍大江南北，销售达4亿元。唐装的流行或多或少地激起了华夏民族的自尊自豪，唤起华人的民族情结。
随之2006年10月1日，时装设计师谢锋带着吉芬（Jefen）品牌登陆巴黎时装周；2007年1月16日，时装设计师计文波和“利郎”品牌首登米兰男装周；2007年2月3号时装设计师杨紫明携品牌“卡宾”（Cabbeen）首秀纽约时装周；2008年7月3日，中国时装设计师的身影第一次出现巴黎高级时装周，马可发布“奢侈的清贫”时装秀……都让在文化创意年代已对时装设计师职业有比较深入了解的国人，更加重视民族品牌。
而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举办、“神七”上天和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举办，以及国家形象片在全球的公映更引发了消费大众对中国文化的深度认知，各种具有中国文化特征的口号、词汇、广告、事件和人物带动着国人在各个社会消费领域的流行，中国式的创意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般袒露在世界的面前，接受审视的目光。来自国家层面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挖掘、推广和发扬光大，直接带来的就是中华民族的自主创新。
同时，自主创新与国际接轨并行不悖，国外现代先进的人文企业体系被引入国内。2006年6月，《纺织工业“十一五”发展纲要》发布，对节能降耗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指标提出了明确要求；特别是在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之后，来自民间消费走向的变化和来自国家层面对于环保低碳的政策出台，都体现出了一个蒸蒸日上的大国风范。
纵观90年中国共产党发展的辉煌历程，不论是战争年代、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还是改革开放时期，作为一个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政党，其功绩归根结底都体现在改善民生、提高人民群众生活质量上，落实在衣食住用行的提升上。尽管只从衣的角度来看90年，显得比较微观，但从纺织服装消费领域这一个直观可见的方面，依然足以说明中国共产党一心为民的政党核心理念。正如2007年6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的讲话中所讲，社会建设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紧密相连，必须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强社会建设，要以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使经济发展成果更多体现到改善民生上。
（服装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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